當聖禮神學遇上裂縫社會 趙崇明:聖禮是須踐行的行為藝術 (2018年06月21日)

新聞提供: Christian Times 時代論壇

 

採訪:陳?明 / 2018年6月20日

【時代論壇訊】

聖禮、聖餐與當下的時代之間,看似毫不相關,與今天香港處於的裂縫社會,更似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原來從聖禮的意義中,可以思考出在霸權管治下,信徒的立腳之處以至回應之道,甚至如何在一片鬥爭政治下,找尋出「行」道的方向,以至讓基督教的信仰應用在生命的實踐中。由思道平台主辦的講座「當聖禮神學遇上裂縫社會」,六月七日晚上在基督教宣道會忠主堂舉行,由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趙崇明博士主講,吸引廿多位教內肢體出席,希望從聖禮神學思考在霸權管治下,如何面對差異;以及在鬥爭政治下,接待倫理是否可能。

趙崇明在分享時即表明,相信大家均會同意,香港社會現時是處於撕裂狀態,而不少人認為這始於二○一四年佔領運動發生後,但他就認為是更早,應該追溯至二○○三年,「香港人因為擔心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其實自八十年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人都已經開始問一個問題,就是『我是誰?』;正是這個政治身份的尋索,引來很多矛盾和張力。」他補充,身份政治牽涉人性,因為涉及利益問題,「政府、商家,以至新移民,很多矛盾都跟利益有關,令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和張力產生,就算基督徒都一樣要關心利益呀!」

此外,就是差異問題,例如文化上的差異。差異不能避免,同時會導向衝突的發生,「人會對非我族類而產生恐懼或偏見,便想保護自己,繼而有可能帶來怨恨,生出敵我對立的二元思維」,再加上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談論競爭,令對手變成如同敵人,當本來原則上的公平環境消失,香港人感受到的被壓迫感便因此愈來愈強。

耶穌以身體回應宗教政治力量

面對如此狀況,香港人便如同處於裂縫之中,「只有fight or flight,一是繼續戰鬥,一是離開,但和理非非就好似沒有用,以武抗暴又會令裂縫變得更大,教會處於威權管治和敵我矛盾中,能發揮甚麼的角色呢?」

趙崇明繼而由以弗所書第二章11至22節說起,當中論及「割禮」、「以色列人」、「外邦人」、「局外人」,「和平」、「和睦」和「十字架」,「基督以自己的身體,在十架上廢掉了冤仇,十字架是一個特別的刑具,是把基督的身體扯開的,十架上左右釘住身體的兩點,令暴力下的張力在十架上呈現,但十架上的交叉位置,卻是帶來了和平,所以是在張力下講和平,不是『河蟹』(和諧),耶穌是用祂的身體,來回應宗教政治力量,因為那是由一個結構性的罪去釘死耶穌的。」

趙崇明指出,宗教改革神學強調上帝的道,而講道傳講福音是可聽的道,聖禮就是可見的道(visible word),藉此來表達福音的核心精神,「聖禮其實是行為藝術」。他更舉例,當年反對興建高鐵時,有抗爭者以苦行和親吻土地方式抗爭,便能把運動的抗爭性和力度流傳,「今日信徒只是識講道,那行道呢?實踐呢?聖禮就是行道,象徵著跟基督同釘十架與埋葬。」

他並補充,耶穌在聖經中也作出了示範,路加福音中記載,耶穌在被賣的那一夜跟門徒掰餅,在聖餐中說「你們應當如此行」,所說的「行」,除了是指實踐聖餐這禮儀外,亦是指行道,把聖餐精神落入日常生活中,成為生活方式。

人際差異帶出接待倫理的可行

那麼,究竟這個聖禮本身,在今天的時代,究竟提醒我們實踐甚麼的價值?趙崇明於是重提分享開首時談及的身份跟差異,重申其實人與人之間有差異是好事,而獨裁者或管治者正正不希望人民有差異,但這差異之中,便是彰顯出接待倫理的可行,「洗禮連繫政治身份與差異倫理,洗禮帶來身份上的改變,如同接駁枝子般,被接入基督這個大家庭,非血緣性,但在主內教會就是大家庭。」

他又補充,教會的希臘字Ekklesia,原意就是「公民集會」,所以本身是具有公共性,「返教會就是公民集會」,「耶穌是天國君王、彌賽亞,所以加入教會,除了成為神的兒女,亦是成為天國公民,學被上帝管治,洗禮便是給予了天國公民的政治身份」;而在加拉太書三章中,保羅說「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便是回應猶太人和希臘人強調著民族、國族身份,「經文甚至說『不再分男的女的』,性別本身其實都是政治身份來的」。

趙崇明強調,洗禮就是一種包容差異的政治倫理,並更具根本性和凌駕性的身份,為信徒其他俗世的身份定位,而天國公民這個政治身份,必須超越於一切世俗政權所賦予的政治身份之上,「提醒著上帝是我們最終所愛,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事實上,就算在羅馬帝國時期,都要人民敬拜王,所以當時已有造神運動,當時有人拒絕跪拜,就是公民抗命,結果是死。」而在今天,當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對社會造成張力和裂縫時,天國公民的身份便賦予信徒面對和批判的力量。

聖餐實踐捨己和僕人式領袖的天國倫理

洗禮具有政治性,賦予了天國公民的政治身份,而聖餐也有其政治性,呈現福音公共的一面。趙崇明指出,在路加福音廿二章中記載耶穌跟門徒同吃聖餐,跟逾越節有關,而逾越節正是紀念上帝從埃及為奴之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十災每個都代表著當時埃及的神明,代表埃及背後的政權,然後上帝跟其決戰都勝利,而當我們每次領聖餐,去『利』道時,除了反省個人的罪,又有沒有反思社會結構性的罪?記念因此而被壓迫、被勞役,就如當日埃及地以色列民的人?」

他又指出,在24至28節經文中,門徒爭論誰為大,其實耶穌是在談論一個政治問題,就是爭權,而人性重個人主義,會以利己及個人為中心,惟民主制度就是把權力分散、分配,從而帶出當中正是另類政治倫理的踐行,就是實踐捨己和僕人式領袖的天國倫理,「聖餐非個人主義,是強調群體,非利己,是說基督為我們『捨』的身體,是強調著由大服侍小;所以約翰福音記載耶穌為門徒洗腳,也是一個行為藝術,是貫徹聖餐精神,體現出僕人式領袖的樣式。」

在利未記十九章33至34節中,教導以色列人接待的倫理,包括不可欺負寄居同住的外人;要看他如本地人,並要愛他如己,又提醒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地也曾作過寄居的人。那我們又如何從聖餐思考接待倫理?趙崇明引用了美國著名作家、教育家及社會行動者帕爾默(Parker J. Palmer)的著作《民主,心碎的政治?》,提醒人性本身對非我族類的排斥,而接待倫理與公共生活息息相關,是一個公共社會的呈現,「接待本身是違反人性,但聖經中經常要求我們作違反人性的事,令我們學習走出自己的私人領域,走去公共世界;public與pub這個字,都是指向公共空間,所以傘運時佔領區其實是一個大的pub,但不只是在運動時,平時是否都可以有?教會是否可以做?因為教會就是一個公民集會。」

他更提醒,獨裁政權常把非我族類妖魔化,「香港人又有樣學樣」,無論藍、黃陣營,都會製造稻草人作攻擊對象,「那是非常不民主,香港人口說支持民主,卻為何犯此毛病?」

耶穌示範開放餐桌來接待他者

趙崇明之後再引用路加福音廿四章論說接待倫理,經文中門徒中有兩個人接待了已復活耶穌,但因眼睛模糊而沒認出祂來,便如同接待陌生人一樣,直至他們用餐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擘開、再遞給他們,這時他們的眼睛才開了能認出耶穌來,而正因耶穌這三個可見的行為,他們的眼睛才得明亮;而在約翰福音一章10至12節,經文正正提及世界「不認識他」,當他來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也並不接納他」,「人不認識上帝,所以不接待祂,是跟倫理有關,認識不單是知識問題,是指理解,前提是在於信,faith seeking understand,而信心是要冒險的,就像亞伯拉罕,他的信便令他一直要冒很多險,今天我們的信只是講決志,變得so cheap。」

然而,何以我們會抗拒接待,原來跟罪有關,令我們不願意打開黑暗的心門,所以接待既是信的表現,也是令我們能打破隔膜,認識更深,「接待是令我們進入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世界,但接待不是沒有自己的立場;耶穌就示範了開放餐桌的精神,跟稅吏、妓女同坐席,這個開放,讓我們和一些跟自己很不同的人成為同伴。」

他最後引用克拉普(Rodney Clapp)論聖餐的社群倫理,包括能把信徒塑造成一個在基督裡同歸於一的社群;堅守平等主義的群體;有資源面對衝突和承認失敗的群體;以及一個非暴力的群體。

在答問環節,有參與者問及今天社會和家庭等,都不能體現出真理,基督徒單是從聖禮中,可如何為這些價值觀作重新定義?趙崇明先回應指,聖禮實踐非暴力行動絕非逃避,其實是有行動,所以也是一種抗爭;而他認為,抗爭中「真打」的以暴易暴是下策,反而具象徵性意義的行為藝術,雖然非即時生效,卻能帶來更大的力量。

亦有參與者指出,今天香港教會內也出現撕裂,而教會亦很怕非我族類者,究竟是否因為教會在施行聖禮上有所缺乏,所以亦失去了這些元素?趙崇明認為答案是肯定的,而雖然禮儀教會理應本質上處理得較好,但實際卻是不然,令聖禮傾向個人化而缺乏公共性。他繼而提出一些挑戰,如同性戀者是否能領聖餐?嬰孩洗禮後又是否能領聖餐等,「同性戀者領聖餐有甚麼問題?聖餐就是為罪人而設,也代表接納;嬰孩洗禮是延續割禮精神,代表其所屬群體歡迎他成為成員,並由這群體即整個教會,一同教導成長;受浸不應該是領聖餐的條件,因為信而受洗其實是應該同時發生的,只是現在才分開處理。」

趙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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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2018年0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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