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媒體成爲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時

(作者 Melba Padilla Maggay)在我的家鄉菲律賓，假新聞傳播的速度很快——不僅透過社交媒體，還經由所謂的「長舌婦（Marites）」的口耳相傳。「Marites 」是他加祿語（Tagalog），指的是「愛說閒話的人 」。

Marites其實是一個複合詞，由 mare（意思是教母godmother或社區鄰近的朋友群）以及英文「latest（最新的）」所組成。換句話說，這個詞的實際意思是：「朋友，有什麼最新消息嗎？」因此流言蜚語傳播得非常快，尤其在人口稠密、貧窮的城市社區裡。

然而，科技的發展加速並擴大了錯誤訊息的傳播，連朋友間的傳話速度都望塵莫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是媒體受到政府影響或限制的國家。

分析師說，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其盟友之所以能重新執政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們能大規模地利用社交媒體來洗清人們對他父親擔任總統期間執行的獨裁統治的印象。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對假新聞在自己群體內的猖獗、陰謀論的盛行、以及對能否發掘真相失去信心而哀哭。我們這些身處第三世界/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的人對這一現象的另一個層面也很敏感：我們更有可能看到其背後的屬靈現實。

我們感受到邪惡力量是如何潛伏並牢固地紮根於媒體技術中——這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書》2:2中所說的「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的現代版本。

保羅在《歌羅西書》1:16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是要表明邪靈不僅體現在個人身上，還體現在非人類的力量——那些奴役或壓迫人的結構和制度中。

先知耶利米說，謊言通常會與壓迫相結合。當真理在公共領域消聲匿跡時，「欺凌加上欺凌，詭詐加上詭詐」就會增生（耶 9:6）。那些口出謊言的人就會持續地行在惡道上。

國家和其他強大的機構有能力運用新聞媒體及社交媒體來欺騙民衆。獨裁者為鞏固權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箝制新聞，這絕非偶然。

在這個充斥著大量虛假信息的時代，基督徒應當爲真理而戰。我們應對抗「空中掌權者 」，在公共領域以有說服力的方式闡述上帝為社會設立的準則。

建立一個「詮釋性的群體」
參與在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並不像美國宗教右派那樣，僅僅意味著 「讓基督徒擔任公職或掌握權力，以便推廣我們的價值觀和主張 」。它應該意味著創造一個能夠論證基督教價值觀的合理性並塑造公共生活典範的社會知識環境。

正如作家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說：

統治者「相信什麼」並不如他們所必須遵循的信念重要。一個對信仰持懷疑態度或漠不關心的政治家，若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比一個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在世俗的框架下工作更有果效。……重要的不是政治家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是他們是否受制於其統治的人民的傳統和風氣/框架，使得他們必須在這樣的框架內實現抱負。

那麼，我們該如何建造這樣一種（基督教的）框架/環境呢？

首先，我們要有意識地建造一個我稱之爲「詮釋性的群體（hermeneutical community）」，這個群體由那些像以薩迦支派的人組成（歷代志上12:32），他們能夠辨明時勢，並就如何有效影響和改變社會提供指導。

根據保羅神學的解釋，做見證就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遺憾的是，這一使命任務被基督徒擱置一旁，因為我們將大量的精力放在膚淺的福音宣講上，而我們稱這類宣講爲「傳福音（evangelism）」。我們培訓基督徒在「如何得救」等問題上研讀聖經，卻不教導他們如何將上帝全面的旨意應用在我們每日面對的許多議題上。

誠然，要培養人們參與公眾事務，就需要重點關注那些具有相關專業恩賜和專長的人，打開他們的心門，使他們認識到福音與生活的關連性。現在是時候讓這成為我們教會生活的中心，見證更多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以及那些有恩賜能以創造性的方式與非基督徒交流的人。

在反抗菲律賓前總統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裁政權的抗爭運動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我深刻地認識到這樣一個詮釋性的群體的重要性。當時，菲律賓一些福音派領袖不斷批評我的機構——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SACC）——參與反對馬可仕統治權的浪潮。

ISACC 是個由社會科學家、國家發展專家、作家、藝術家以及一些牧師和神學家組成的小群體。我們堅信1986年宣稱馬可仕獲勝的快閃選舉結果是欺詐的。他已不再有統治我們國家的權利。

我們與其他民間運動一起發起抗議。當時的福音派領袖稱這些運動為「叛亂」，並不斷引用羅馬書13:1-7，談論要順服掌權者。

但我們對時局的解讀與他們截然不同。我們認爲，與當時菲律賓情勢相似的經文不是多數福音派認爲的《羅馬書》第13章，而是《啓示錄》第13章。有些時候，當國家不再是造福百姓的好管家，而變成一隻野獸時，我們必須抵抗牠（啓示錄13:5-8）。

事實證明，我們對當時的局勢和相關經文的解讀是正確的。

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後，一些教會領袖開始反思：爲什麼ISACC似乎能理解人民的脈動，我們卻錯過了？

爲了避免再次錯過歷史性的前兆，我們必須培養一群年輕的思想領袖/群體，他們能準確地讀懂時代的徵兆，並創造性地應用聖經來分析和應對我們世代迫在眉睫的問題。

使列國成為門徒
其次，耶穌吩咐我們使萬國萬民成為門徒，而不僅僅是使個人成為門徒。我們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創造新的重視生命的方式。

但要做到這一點，主要不是藉由建立被我們神聖化的「基督教」替代品，如「基督教媒體」或「基督教學校」——而是藉由將基督信仰滲入現有的機構來實現。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在其中，肯定或批判現有的習俗和傳統，將它們轉向基督和天國的價值觀。

我們對馬可仕發出的強烈抗議雖然發生在 37 年前，但我們現在仍持續與類似的邪惡野獸搏鬥。

例如，在許多本應恢復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我們發現專制/威權主義正捲土重來。對獨裁者或神話般的強人的崇拜仍然存在。

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在於「文化運作的價值」與「現有的治理體系」之間的脫節。正如瓜地馬拉社會學家貝爾納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evalo）所說，「我們有民主的硬體，卻有專制的軟體 」。

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一套如「軟體」的價值觀來支持我們建立的「硬體」結構和制度。

要建立能支持我們（基督教）框架運作的文化模式，需要我們使整個國家作主的門徒。這一過程始於（但不止於）我們每一個人生命內在的轉變。這種轉變旨在「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以至於逐漸擴大至整個社會層面。

宣教史學家安德魯·華爾斯（Andrew Walls）在追溯基督教如何從猶太教到能融入希臘思想形式的過程時，解釋了聖經是如何與文化互動並改變國家的社會結構：

神的道（Word）要深入所有這些（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親屬網路、以及那些賦予一個國家共同性、一致性和身份認同的特殊行為方式裡。神的道必須進入一個群體共同的思想和道德進程。

當我們把神的道帶入公共領域時，我們把人們從保羅所說的心靈的「營壘」中釋放出來（林後10:4）。保羅說的「營壘」主要不是外在屬靈勢力的地盤，而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謊言網路，這些謊言塑造了我們社會的意識並使我們的文化處於束縛之中。

做見證包括攻破任何會攔阻人信靠基督的知識上的障礙。這意味著以各種方式將神的道傳出去，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5）。

不幸的是，我們的見證常被簡化為預先重複包裝好的福音公式，我們假定這些公式能在不同文化中起作用，卻未真實地與人們的心靈和思想互動。同樣不幸的，是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神學訓練的人，往往忽略了我們見證中的本土文化和道成肉身的特質。

改變生命的工作
如今，大規模的貧困已侵蝕菲律賓人民的價值觀。經濟壓力使我們的官員放棄廉潔，也使我們的海外勞工甘願在偏遠地區走私和運送毒品。我們在他加祿語中稱這種情況為kapit sa patalim，意思是人們為了抓住生存的機會，即使刀鋒會割傷自己的手，也會緊緊地抓著那把銳利的刀。

但是，改變是可能發生的，改變能透過組織我們共同生活的結構傳播開來，如同初代教會如何在迫害下藉著實踐信仰和門徒生命的見證，突破階級、種族和性別的障礙，最終粉碎了建立在奴隸背上的希臘-羅馬社會的社會結構。

為一個民族的靈魂爭戰始於人們的心靈/思想。人們追隨「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直到神的道闖入他們的心靈。當福音滲透並改變我們（乃至我們的群體/社會）原先對世界運作模式的理解時，我們的社會便能邁向新的文化模式。

梅爾巴·帕迪拉·馬格蓋（Melba Padilla Maggay）是一位作家和社會人類學家。她現任 「彌迦全球 」（Micah Global） 總裁，曾任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Asian Church and Culture）所長。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評論專欄，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