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讀聖經的方式差點毀了美國

(作者 Sean McGever)美國獨立宣言於1776年發表的前六個月，湯瑪斯·潘恩 (Thomas Paine) 出版了《常識》(Common Sense)，為美國獨立運動點燃沾滿汽油的火焰墨水。潘恩宣稱，一旦擺脫喬治三世國王的統治，「將會誕生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新世界將不再受國王的統治。潘恩引用《馬太福音》、《士師記》以及《撒母耳記上》第八章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和其他國家一樣) 來論證：「全能的上帝已在此明確駁斥君主制。」《常識》出版後大受歡迎，短短數月內銷售超過十萬本。1776年接下來的故事，你我都熟知：美國回應了潘恩的呼籲，宣告獨立。

又過了十八年，潘恩再次為他忠實的讀者提供建言。1794年，他出版了《理性時代》(The Age of Reason)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公開表達他對聖經的自然神論信仰。這本書同樣一出版就成了暢銷書。潘恩開篇即說明：「我相信有ㄧ位帝的存在，僅此而已。」他補充道：「我不相信……任何我所知道的教會。我的心智就是我自己的教會…… (教會) 是人類的發明，用來恐嚇與奴役人類，是為了壟斷權力和利益所創造的。」潘恩逐卷剖析聖經，最後做出結論：「不要在『聖經中的文字』(Scripture) 探索一切，因為任何人都能寫出這些文字。要在名為『受造界』(Creation) 的經典裡探索一切。」

正如樂馬可 (Mark Noll) 在《美國之書：一個聖經文明的興衰，1794–1911》 (America’s Book: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Bible Civilization, 1794–1911) 中指出的，像潘恩這樣的人物，在塑造美國追求「獨立」這個理想而奉獻的精神上，具有關鍵影響力，而這種奉獻的精神也反過來影響了美國人閱讀及詮釋聖經的方式。在潘恩及許多同時代人的心中，美國人「有權依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聖經」，若失去這份自由，就等同於背叛了讓他們自由的那雙手——也就是背叛了「獨立」這個理想本身。

引導自由的公民的工具

樂馬可 (Mark Noll) 是美國基督教歷史研究領域的權威，曾在惠頓學院 (Wheaton College) 任教27年，最後在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退休。《美國之書》延續了樂馬可於2016年出版的《太初有道：1492-1783年間聖經在美國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的研究，探討從哥倫布到巴黎條約簽署期間，聖經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美國之書》深化了樂馬可在先前著作中的數個主題：潘恩的影響力、英王《欽定版聖經》(KJV聖經) 的普及、美國人想像自己是新以色列的傾向、美國人用聖經來支持共和國及民主理念的習慣──以及「奴隸制度」如何與這一切緊密相關。

樂馬可將全書30章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奠定了全書的基礎，幫助讀者理解他提出的兩大主張中的第一個：美國對「獨立」這個理想的獻身，自始便形塑了美國人使用聖經的方式。

人們該如何治理一個由「獨立且自由」的公民所組成的國家？樂馬可指出，部分答案在於人們「自願倚靠聖經」──但關鍵是「自願」。他補充道：「聖經雖仍是個人信仰及教會秩序不可或缺的根基，但同時也成為維護一個自由社會人民福祉的工具。

在早期的美國，聖經是用來引導這群自由的公民的工具。樂馬可引用一位早期美國聖經史學家的話，這位學者在1844年寫道：「只有聖經才能使人心甘情願地成為法律的順民；人們必須先順服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才會甘願順服人的政權所立的法律。」

《美國之書》的第二部分描寫聖經如何在新成立的美利堅共和國中幾乎無所不在。美國的城鎮、山脈，甚至孩子皆常以聖經人物或地名命名，並且大多來自舊約，展現出美國自我認同為「新以色列」的意識。同時，數量驚人的KJV聖經湧入教會與家庭，美國聖經公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成立更推波助瀾。

樂馬可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出現在本書的第三、第四部分：當美國的政治人物、牧師與公民無法就聖經對奴隸制度的教導達成共識時，這種以「獨立」的讀經為導向，強調斷章取義聖經 (proof-texting) 並高舉「唯獨聖經」的解經方式，最終導致國家四分五裂。

個人「獨立」詮釋聖經的方式，讓約瑟·斯密 (Joseph Smith) 在《摩門經》(1830) 中有了重新詮釋聖經的空間；再臨宗/米勒派 (Millerites) 則依據聖經推算基督再臨的時間 (1843)；對女性權利的新看法也展露頭角。

《美國之書》的高峰是當樂馬可闡述美國無法就「聖經對奴隸制度的教導」達成共識，最終在南北戰爭中導致國家徹底分裂。他形容：

當圍繞著聖經與奴隸制的爭論反映出人們其實對所謂的「常識所啟示之事」充滿不同想法時，美國的新教神學便開始分裂，而這樣的分裂直到今日仍未癒合。

樂馬可詳盡地呈現支持及反對奴隸制雙方的「聖經詮釋依據」。他坦承，自己在重新評估哪一方的論證對「那時代的人」更有說服力時，改變了立場。在他於2006年出版的《南北戰爭作為神學危機》(The Civil War as a Theological Crisis) 一書中，樂馬可曾主張「支持奴隸制」的一方，因其論點簡單易懂，因此獲得更多支持。然而，在本書中，他重新檢視先前的證據，並參考新的史料，這些資料的份量使他深信：反對奴隸制的聖經論述其實本應足以說服當時的社會。

我很敬佩樂馬可身為資深學者，仍願意重新審視證據，並推翻自己先前的結論。他也清楚說明，若自己能對內戰前反對奴隸制的聖經詮釋者提供建議，他會指出「那本可以成為他們最有力的武器 (論點)」：

如果美國人真的宣稱自己「只依據聖經行事」，或至少視聖經為主要的權柄之一，而聖經卻幾乎沒有出現非洲奴隸的例子——更沒有任何可信的命令表示只有非洲人應該被奴役——那麼，支持奴隸制的論點，在那個年代根本就不該享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影響力式微

本書最後兩部分記錄了南北戰爭後五十年間，聖經在美國社會地位的改變。樂馬可主張，聖經影響力的衰退，與白人新教徒有關，因為他們「造成了一種普遍印象，就是：宗教無法對19世紀美國最重要的議題 (奴隸制度) 提供可信或甚至一致的回應。」

19世紀末，當一些新教徒開始堅持以「聖經的無誤性」作為詮釋的起點時，已越來越少人願意傾聽。樂馬可寫道，在非新教徒的大量移民湧入，及南北戰爭的巨大災難之後，「說英文的白人新教徒已無法再主導公共領域」。

1911年，為了慶祝KJV聖經問世300週年，倫敦、紐約與芝加哥各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英國首相、各國大使、美國總統塔夫脫 (William Howard Taft) 及英王喬治五世皆發表演說。如今回頭看來，這些演說更像是對聖經曾在英美社會中扮演的主導地位的「追思悼詞」。樂馬可認為，進入20世紀之際，「許多人開始完全拋棄宗教的指引，轉而依靠社會權柄，或專注於今生的事物」。

這本厚達八百多頁的鉅作內容豐富，提供大量值得反思的材料。在閱讀過程中，我也形成了三個希望樂馬可未來的著作能探討、或啟發其他學者討論的問題。

樂馬可正確地指出，美國人提出的各種主張 (無論好壞)，「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而是因為他們活在一套不同的宇宙預設 (立場) 中」。因此我首先想問：今日的美國人該如何更有意識地察覺，我們現今對「民主」及「獨立」的預設，是如何影響我們對聖經的應用及詮釋？ 再來，既然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我們不太可能在聖經詮釋上達成共識，那新一代的美國人該如何培育基督徒德行/品格？最後，樂馬可是否願意再寫一本續作，從1911年之後，繼續追蹤美國人過去一個世紀是如何與聖經互動的？

我衷心希望他會這麼做。

西恩·麥吉弗 (Sean McGever) 是亞利桑那州天堂谷青年使命團 (Paradise Valley Arizona Young Life) 的地區主任，也是大峽谷大學 (Grand Canyon University) 的兼任教授。他經常在美國、加拿大與英國各地演講、教學與事奉。他的著作包括《重生：衛斯理與懷特腓德的福音派歸信神學》(Born Again: The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Conversion in John Wesley and George White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