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成為宣教士的黑人奴隸

(作者 F. Lionel Young III)非裔美國牧師、曾為被解放的奴隸喬治·利勒 (George Liele)，在大英國協著名的印度宣教士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於1793年起航前往加爾各答之前的十年，便已開始他的宣教生涯。利勒於1783年在牙買加成立「衣索匹亞浸信會」，刻意在教會名字中使用「衣索匹亞」一詞，因為他深信 (且確有其歷史依據) 基督信仰早在成為歐洲主流宗教之前，就已是非洲人的信仰。利勒的宣教工作卓有成效，促成牙買加浸信會運動的興起，這場運動後來激發英國1831年的奴隸起義，並啟發英國1833年的《廢奴法案》。

而在利勒創立衣索比亞浸信會約半個世紀前，一位名為麗貝卡 (Rebecca Freundlich Protten，1718–1780) 的非裔加勒比女性、前奴隸，便已展開她漫長的宣教生涯。她的宣教事工比美國著名女宣教士安·賈德森 (Ann Judson) 早了75年以上。麗貝卡曾在西非與西印度群島帶領靈命復興運動，並幫助基督信仰在大西洋世界廣泛傳播。依據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她被視為現代基督教宣教運動的「女族長」。(哈佛大學出版社的《Rebecca’s Revival》一書，便以她的生平為題)

在基督教歷史中，像利勒和麗貝卡這樣的黑人宣教士的工作並沒有被完全被忽略。1980年代初出版的重要研究著作如《非裔美國人與非洲宣教運動》以及《非裔美國人與1877–1900年非洲的福音化》，至今仍歷久彌新。這些開創性的作品，即便部分論點建立在1960、1970年代的舊觀點之上，仍是必讀之作。

不過，如今已有新的研究陸續問世。正如本刊近期一篇標題所說，黑人宣教士的事蹟正被「重新寫回歷史敘事」中，成功挑戰了「基督信仰是白人的宗教」的錯誤刻板印象。

大約一個世代之前，偉大的宣教歷史學家華爾斯 (Andrew Walls) 鼓勵學者們「擴展基督教的故事」。他心中所想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更加關注非裔美國人在宣教上的貢獻。而這些新興的宣教史研究，正逐漸調整我們對近代基督信仰如何在世界各地傳播的理解。

例如，我們現在知道，福音信息傳入非洲及非洲散居群體，很大程度上是透過其他非洲人的努力。來自宣教檔案的越來越多證據也顯示，19世紀成立的英歐宣教會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得力於非洲的翻譯員、佈道家、宣教士、牧師、教師與其他同工。現有的統計數據顯示，早在1910年，非洲宣教同工的人數便已以大約五比一的比例超過白人宣教士。

此外，非洲與大西洋世界的黑人基督徒 (包括前奴隸) 不僅接受基督信仰內容，還以令人驚奇的方式塑造其所傳遞的意義。正如已故的宣教學者珊拿 (Lamin Sanneh) 在《基督教是誰的宗教？西方之外的福音》ㄧ書中所說，「基督信仰幫助非洲人成為被主更新了的非洲人，而不是被改造成歐洲人」。

在大西洋世界的黑人宣教士研究中，有個引人注目的新趨勢：對「主體性」(agency) 的必要強調。這些回顧黑人宣教士血汗與眼淚的故事，有別於那種常被稱為「被動式歷史」(done-to history) 的敘事方式——即僅僅著重於黑人被奴役與受虐的經歷，我們因此得以更多看見黑人宣教士親身參與傳福音的行動，而不僅僅看見別人對他們做的事。

本文主要談論的書——蕭渥一世( Kent Michael Shaw I) 的著作《重新想像宣教學：十九世紀非裔美國宣教士的宣教神學》便是這一新趨勢的例子。蕭渥身為牧師與教授，細讀19世紀間的講道稿、書信、日記與筆記，發掘並記錄下那個時期非裔美國宣教士的歷史。

蕭渥的研究特別探討了多位重要非裔美國宣教士的生命及事奉經歷：他們曾啟航前往牙買加、海地、賴比瑞亞、獅子山共和國、夏威夷及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地宣教。這些人物包括George Liele、Lott Carey、James W. C. Pennington、Amanda Berry Smith、Betsey Stockton、Alexander Crummell、James Theodore Holly、Daniel Coker以及William Henry Sheppard。正如書名所示，蕭渥在書中闡述這些宣教士的貢獻如何塑造了非裔美國人對宣教事工的反思。

在蕭渥的敘述中，奴隸制度與種族主義僅是他關注非裔宣教士事工的「敘事背景」。蕭渥指出，多數受奴役的非裔美國人，並非透過他們的白人主人聽見福音，而是透過其他非裔奴隸的見證。這一發現與學者對「本土主體性推動基督信仰的擴散」的認知一致。蕭渥認為，非裔美國奴隸深受《出埃及記》的故事、上帝愛護受壓迫者的信息，以及基督為了「使他們得自由」而受苦的事蹟所觸動，因而有人決心獻身於宣教事工。此外，非裔宣教士之所以渴望向其他非洲人宣講福音，是因爲深信福音能徹底改變他們的生命。

在19世紀，想要成為宣教士的美國黑人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他們之中許多人必須先爭取到自身的自由，才能回應宣教呼召。而即使獲得自由，他們接受神學教育的機會仍十分有限，而美國大學與神學院的歧視性做法讓情況更雪上加霜。

有些人在已被按立的牧師指導下學習，為海外事工做準備。另一些人則進入黑人學院，例如阿什蒙學院 (Ashmun Institute，現為林肯大學)，或塔斯卡盧薩學院，這些學校創立於19世紀，旨在培訓非裔美國牧師。也有少數人在意志堅定的白人支持者協助下，進入普林斯頓、耶魯、牛津、劍橋等高等學府就讀。

資金來源的不穩定則是另一大阻礙。當時既有的宣教差會與宗派通常將非裔美國人排除在外。少數的白人差會接受黑人申請者，但往往是出於錯誤的預設：認為他們在海外比較不容易感染熱帶疾病。

但絕大多數非裔美國人僅僅因種族的理由便被斷然拒絕，迫使他們不得不獨立開展宣教事工，不是自籌經費，就是依靠黑人會眾的支持。隨著世紀推進，越來越多非裔美國宣教士依賴以黑人為主的宗派，例如非洲衛理公會、非洲衛理公會錫安宗，以及全國浸信會聯會 (National Baptist Convention)。

蕭渥利用19世紀的第一手史料，展示非裔美國人曾如何參與宣教學的反思。他們思考的主題廣泛，包括殖民主義、奴隸制度、種族主義、教育、文化處境化、聖靈，甚至敬拜聚會中的舞蹈與呼喊。

這本書有助於我們理解非裔美國人對救恩教義的理解——他們既肯定當時主流福音派的觀點，但也超越它。蕭渥研究的這些非裔美國宣教士相信「代贖論」的救贖觀，認為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擔了人類罪惡的刑罰，這是多數19世紀西方福音派對基督受死意義的詮釋。與此同時，他們同樣熱切地持守「基督得勝」(Christus Victor) 的救贖觀：基督的受死戰勝了邪惡，將人類從罪惡、疾病與死亡中釋放。這是初代基督教教父普遍持有的觀點，也因非裔美國人長期受壓迫的歷史背景，在他們之中引起強烈共鳴。

讀者會對蕭渥的研究功夫及他對非裔美國宣教史的熟悉程度留下深刻印象。不過，這本書也存在一些缺失：偶爾出現文法小瑕疵、行文流暢度不一，而且有時對研究對象的描繪接近於不加批判的讚揚。

但這些不完美處並沒有減損蕭渥的重要貢獻。他的著作為「擴展基督教的敘事」指出更多潛在研究方向。首先，黑人教派的檔案需要更多探索與研究；其次，白人宣教機構的歷史——尤其它們在20世紀仍與歧視現象牽連不清的事實——值得誠實檢視。今日的福音派宣教機構雖努力招募黑人宣教士，但種族隔離的歷史遺緒仍揮之不去。

我們同樣需要更多關於20世紀普世宣教的研究，特別是在我們如今身處的「世界基督教」的新時代。今天，全球近一半的海外宣教士來自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若在這個基督教宣教逐漸擺脫「以白人及歐洲為中心」的形象之際，歷史學者卻放棄對宣教史的研究，那將是我們的失職！

對基督信仰故事中日益增長的多元性有興趣的讀者，可閱讀蕭渥的著作及近期另一本新書《非洲基督信仰手冊：從使徒時代至今》。雖然該書主要聚焦於非洲基督信仰，但也包含數篇探討黑人宣教士事工的文章。值得注意的貢獻包括歷史學者史丹利 (Brian Stanley) 對黑人宣教士在非洲的重要角色的研究；金林雷 (David Killingray) 揭示獲釋奴隸如何投入並推動宣教運動；以及希爾 (Kimberly Hill ) 對「衣索匹亞主義」(Ethiopianism) 如何激勵黑人投入福音事工的所做的研究。

這類研究讓我們能更豐富、更完整地看見基督信仰的多樣面貌。非洲人與非裔美國人不僅接受了福音，更以重要的方式轉化了福音，並對基督信仰的成長作出非凡的貢獻。即使在今天，我們也才剛開始真正認識這段歷史的輪廓。正如金林雷所言，連「非洲的福音化」也是「非洲之手所主導的」，並且「常常不在歐洲宣教運動的視野內」。

如今，歷史學者正將這些故事重新帶入公眾視野，為《詩篇》第68篇31–32節中大衛王的先知性話語投下新的光彩：「衣索匹亞人必急忙伸手禱告並頌讚上帝。」(此為KJV英王欽定本譯本的中文直譯)

F. Lionel Young III 是劍橋全球基督教中心 (Cambridge Centre for Christianity Worldwide) 的資深研究員，以及World Christianity and the Unfinished Task: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