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增：捨棄功利式信仰 實踐以基督精神為核心的社會責任

在現今社會變遷浪潮中，如何回應公義與社會關懷，持續成為信仰群體的重要課題。居台歷史學者邢福增教授剖析華人教會對社會責任的實踐與反思，提醒基督徒，信仰不該淪為功利工具，我們應以基督精神為本，積極參與並影響所在社群。

在世界華福中心的《使命門徒》podcast節目中，當邢福增談及過去50年影響華人教會最深的書，他推介《洛桑信約》（下稱《信約》），亦即第一屆洛桑世界福音會議的宣言。他認為《信約》提及基督徒社會責任的部份，對華人教會的影響延續至今。皆因過往華人教會受到基要派影響，對救恩的詮釋多停留在個人或教會層面，當時教會對進行社會參與的接受度相對低落，或將其視為宣教的工具而忽略了社會參與跟基督大誡命的關聯。

邢福增提到當初《信約》的中文翻譯有許多問題，雖然現在的版本已經過修正，但他也認為現今的翻譯版本並非最好，中文翻譯淡化了原文意思。「英文原文有包含social action（社會行動）和social involvement（社會參與），層次更豐富，在進行中文翻譯的時候則變成了『社會關懷』。」但他補充，1970年代的教會對社會行動的立場相對保守，有關翻譯或許能令華人社會較易接受，而這論點對推動當時教會進行社會關懷已屬突破。

「現在的華人教會在這方面（討論社會責任是否教會使命一部份），還是有不同的糾結。」邢福增認為，《信約》能讓我們持續反思當下「是否還沒完全能夠突破或回應《洛桑信約》中談及社會責任的部份」；同時，《信約》也提醒華人教會應進行「不以宣教為目的」的社會行動，而社會責任與福音佈道兩者都是教會要達成的目的──創造更好的社會，進行社會關懷本來就屬於基督徒使命的一部份。《信約》更影響了「華福宣言」中教會與社會責任的段落，鼓勵教會群體在社會中以身作則，傳揚神的愛心。

制度之罪　非個人悔改可扭轉

至於重要但是被遺忘的書，邢福增推薦由馮煒文所著的《市井．罪人．被罪者》，指書中以結構性角度看待因罪破裂的社會關係，「人跟神關係的破裂也會滲透到生活不同的範疇，包括社會制度、組織與家庭裡。」他指，這個充滿罪的制度亦使我們受壓迫而成為被罪者。他並形容，這種罪並非能以一己之力的悔改可扭轉，而需要透過社會參與來爭取社會公義。

邢福增提到，當年馮煒文所屬的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在1970年代發起爭取立法保障工人權益、以改善工人被剝削行動，從而讓被罪者不再受制度性罪惡捆綁與壓迫。邢福增認為這種關懷結構性公義的議題，需要有更多人關注。惟有關議題已「被遺忘」，或是緣於個人或社會福音的爭辯，導致眾人忽略了福音的多元。

被問到對未來20年最重要的書籍，邢福增則推薦《追隨基督：作門徒的代價》。作者潘霍華因參加納粹抵抗運動殉道，邢福增強調「讀這本書的時候跟潘霍華個人的生命是分不開的」，這樣方能更深刻地理解潘霍華對廉價福音的批判與成為門徒的代價。邢福增又描述了普遍華人教會對信仰存在著一種功利性，這種心態實在需要糾正。

在節目中，主持董家驊牧師提到將殉道的概念延伸到每日的生活，強調「殉道」並非局限在字面含義、要每時每刻做好為主失去生命的覺悟，而是救恩並非廉價且唾手可得的物件；作為門徒的我們應放棄個人的追求，將天國的價值彰顯在我們身上，「追隨基督是改變我們的生命，投入在上帝的國度，不僅是看到我們拿到甚麼好處。」潘霍華的生命故事與他的書籍，無不在警戒我們應糾正自己對於信仰的功利性。

從歷史汲取經驗　平衡信仰個人性與公共性

其後，邢福增借用1950年代基督教傳教士，因被指借傳教宣揚帝國主義而離開中國的的例子，引述當時其中一名傳教士的話：「基督教只停留在個人層次就完蛋，但如果不從個人層面開始就沒有開始過（If religion end with the individual, it ends, if it does not begin with the individual, it never begins）。」邢福增認為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提醒：宗教雖然從個人開始，惟其發展不應止於此，必須同時具備公共性。然而，若宗教忽略其個人層面的意涵，亦將喪失其價值和意義。

這段歷史反映的是當時傳教士在中國面臨的困境，彼時的傳教士似乎未能找到一個既保留基督教獨特性，又能與中國社會文化和平共處的方式。邢福增盼望，如今教會在面對平衡信仰個人性與社會性的挑戰時，能「運用過去豐富的經驗讓我們面對要走的路」，找尋讓信仰突破個人層面，在群體以至社會上展現其公共性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