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遭言語暴力、被屈盜竊致精神損害 工委會接獲醫管局基層員工求助

(採訪：黃海恩　整理：林倩恆)【時代論壇訊】今天（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衞生日。然而，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近年接獲不少個案，指醫管局接連發生職場欺凌事件：有基層員工被同事長期用言語暴力兼涉及性騷擾的說話傷害，亦有員工被上司無辜指控盜竊卻無從辯解……相關事件均對當事人造成精神損害。工委會表示，從有關個案可見，該局對職場投訴事件往往冷處理；又指現時僱傭條例對工傷的定義狹窄，對於因職場欺凌所造成的精神傷害未被納入工傷範圍感無奈。

在公立醫院當清潔工超過十年的阿樺（化名），長期受某同事欺凌，雖曾上報但從未獲受理。直至2023年2月19日，阿樺被嚴重欺凌，該同事一直尾隨阿樺以粗言穢語謾罵。其間，二人進入茶水間，她更站在阿樺身後「扮講電話」，以帶有人身攻擊及性騷擾的言語指桑罵槐，並暗示待阿樺在醫院更衣室洗澡時用掃把作出性暴力行為。

事發後，阿樺每晚都不能入睡，深怕會遇上該同事。雖然阿樺事發當晚已向上司作出投訴，但到3月13日，她仍被安排與該同事同更，二人碰面時阿樺更即時情緒崩潰、眩暈，被送到急症室。那天起阿樺停工一年，被轉介到精神科接受治療。醫生診斷阿樺患上適應障礙症、焦慮、抑鬱。

查詢處理投訴情況　醫管局只重覆「處理咗」

到2024年4月復工，阿樺因獲醫生發「輕工紙」可暫時調離原職。但上班期間，她仍然慌張，擔心再遇上欺凌者，故曾詢問上司其投訴的處理情況，但對方僅回答「處理咗」、「處罰咗」。惟阿樺有所質疑，皆因欺凌者仍在原來崗位彷彿若無其事。同年7月，阿樺透過工會理事得知中央支援部經理的回覆，指事件在一年前「已經處理咗」，更指已向當事人（即阿樺）交待、「（當事人）接受咗」。但事實是，從未有人向阿樺作任何交待。

由於阿樺想了解內部的投訴政策，3月曾向人事部索取人力資源手冊，惟遭拒絕，原因是「太多頁數」。直至7月18日，工委會以書面介入，對方僅提供手冊目錄，要求工委會先選取所需章節方提供內容，前後折騰了4個月，阿樺才取得部份內容。直至7月31日，人事部與阿樺會面，但只重覆「已處理事件」。即使阿樺想了解如何處理，人事部亦以私隱為由拒絕透露。

事實上，工委會自2023年年底接觸阿樺後，先後多次去信醫管局相關部門，對復工安排表達關注；又轉達阿樺的訴求，包括要求相關部門妥善處理2月19日的事件，對欺凌者作出適當處分，要求欺凌者道歉。同時，工委會亦要求醫管局提供調查事件的進展及結果。然而，醫管局只敷衍回應。工委會質疑醫管局從未認真了解事件，即使阿樺提供了茶水間對話的錄音，局方卻沒聽取。工委會又指若部門已處理事件，為何沒把欺凌者調職。工委會項目幹事林凱汶說：「你嘅復工安排係咪要確保同事唔再有驚恐情況發生……佢（欺凌者）又繼續喺度返工，好似個炸彈永遠喺度，我就要避開個炸彈。」

職場欺凌致精神損害　不被視為工傷

雖然欺凌者在今年4月終於調離原職，阿樺亦在5月返回原來崗位，但她說：「對我嚟講係一個心結，佢（上司）無處理，覺得佢欺壓緊我呢啲基層。」阿樺除希望醫管局承認事件，並承認事件所造成的精神損害為工傷。

事實上，自2023年的欺凌事件後，阿樺在同年5月已基於工作期間受到精神傷害，向勞工處報工傷，而她所提交的醫療文件亦提到情況是由同事欺凌所致。惟勞工處指無法確定欺凌事件與阿樺病況的因果關係。醫管亦拒絕承認工傷，也拒絕發放工傷病假錢，令阿樺用盡所有有薪病假後要放無薪病假。

此外，工委會亦循職安健方向，代阿樺向勞工處作出投訴，竟得到如此回覆：「有關職場欺凌／性騷擾的事宜非本處的服務範圍，因此未能回應。」最後，工委會嘗試向平機會投訴，但平機會指事件已過申訴期（案發後一年內）；並就阿樺遞交的錄音回應指事發地點在醫院，屬公共空間，而對方的談話內容似在講電話，表示「一般合理的人應不會預期其與第三者的對話會冒犯、侮辱或威嚇附近的人」，認為事件不涉性騷擾，今年1月正式拒絕受理案件。林凱汶批評，平機會無視投訴信提及事發經過，只抽取錄音回應投訴，否定有關事實，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

廿年心結　情緒病久未能癒

不過，職場精神損害的影響並非一時三刻，可持續數十年，在公立醫院工作30多年的清潔工韋姐（化名）就是一例。廿多年前，有醫生因遷調辦公室向韋姐借板車，當時她將一架放置在某部門的板車借給該醫生。這看似是平常事，韋姐隔天更放假一個月，豈料復工後即被指控盜竊。原來板車屬該部門斥資購買的「私家物品」，於是韋姐被責怪不問自取，有關部門更寫投訴信給其上司追究事件，指控她盜竊。

雖然韋姐嘗試向上司解釋：「㗎車不過係借嚟畀個醫生用。」但其上司說：「你唔好扯個醫生嚟講，唔關個醫生事。而家你唔問人哋、攞咗人哋架板車，就係你唔啱，人哋有權報警拉你。」這番話令韋姐激動得不斷哭泣，要被送到急症室並留院，更要轉介精神科，被診斷患上抑鬱。

其後韋姐出院上班，其間又因病請假數月再復工；過程中，上司們多次召見她要求簽紙承認盜竊，使韋姐十分難過。她哭訴：「我做咗咁多年，一向任勞任怨，你哋叫我做乜就做乜，點解你哋今次咁樣冤枉我？」

後來韋姐選擇調職，寧願自己一個工作，與其他同事保持距離，而她的精神問題亦有所紓緩。直至兩年前，韋姐因工傷要申索賠償。此事使她憶起廿多年前被冤枉的經歷，因而經常哭泣、不想見人，更患上創傷後遺症，令本來已在服食精神科藥物的她要加藥，包括鎮靜劑，求診次數增加。時至今天，韋姐仍需看精神科醫生，但她希望向一眾老闆、上司發出信息：「要體諒我哋啲低下層嘅人，聽我哋申訴……唔係一句你話啱就啱，你話錯就錯。」

職場欺凌不屬勞工處服務範圍

2019年，政府推出了《精神健康職場約章》，醫管局亦有簽署，更被嘉許為「卓越機構」，林凱汶形容是一大笑話。她表示，工委會接觸過不少醫管局基層員工，包括清潔工工友、病房助理等，發現該局對職場投訴事件往往冷處理，不作調查，然後要求受害者或較弱勢一方簽文件，惟當中內容往往失實或對受害員工不公。「經歷呢啲事，通常都係基層員工，遇事時往往唔識反抗，亦飽受精神困繞，要尋求精神科治療，接受心理輔導。」

她又認為，現時僱傭條例對工傷的定義相當狹窄，以致持續的壓力或欺凌事件，難以符合工傷定義。事實上，法例上對精神傷害也沒有清晰定義，而要證明精神傷害的因果關係，門檻亦高，以致僱主很容易推卸責任，員工要被迫放無薪病假處理事件。她質疑為何職場欺凌不屬於勞工處的處理範圍，指勞工處接獲投訴後該作出巡查。「當有事情發生，勞工處、職安局就話職場欺凌唔屬於佢哋嘅服務範圍，變相勞工處有份鼓勵欺凌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