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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我的爱人，思想的自由文章

	分享人:	心中安静的才有爱的真谛
	分享日期:	201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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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	有1個人說哈利路亞    有1個人說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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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与观念（斗争），然后生命（形式）－－现实中，历史上的人性表现


“现实的就是权力的”，如此的描述形式说明了现实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同构性，并表现出两者统一（即同一）的共同属性和共同意向。这种现实形式，其得以被建构或建立的基本理由，就是人类的意志，即统治的意志，决定并发展了“现实的”与“权力的”两者关系的同构性，这可以从观念本身所处在的历史形式的变迁的斗争理念及其运动方式来说明此同构性形式关系的本质力量之历史意义。我提出如此的论点主要的目的是：同时反对人类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以及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实践意义；正如以此同时反对“人类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两者是同一的，具有互补之实用效应的原则；只不过是不同领域及其功能的表现罢了，但是在关系上是暗昧的且在情感上是相通对应的。


希腊城邦先是政治组织，然后才是文化共同体。这是现代国家的雏形，也是人类历史文化之发展的原始次序方式。而古希腊的传统哲学（家）的思想意识及其进程却是在这种本质属性的现实前提下，探索并表现出人与事物的形态上与逻辑形式上的生命活动形式。他们所提倡的自由，民主，消费，责任等观念形式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果，而使它们作为政治组织的衍生价值或其构成部分，与当时阶级冲突的命运相关，也与自由人在组织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附加上的权利（即权力）资格相联系。于是，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权力与观念之间在建构人类环境之关系上的从属地位，表现了一定的矛盾对立，因为在还没有稳定制度得以被塑造以便管理社群基础的历史前提下，人类文明初期的社会组织就只能以统治者意志的历史形式来表现－－那时候，环境的发展是根据人的拳头与本能力量来决定环境与人之间的从属关系。当时希腊文明的发展并不是透过城邦文化所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城邦组织所象征着的政治意义来决定城邦生活本身的文化方式。这点可以从当时希腊自由人所共同参与的立法与施法的行政事务来揭示出希腊城邦的历史过程；只有在行政立法行动的基础上，希腊自由人才能表达出自由观念的文化理念及其表现（即其现象）。


希腊文明之所以得以影响西方文化发展，并不是由于希腊传统中的各种观念形式，而是产生各种观念形式基础的民族，自由，司法等历史成就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表现了西方文化发展的早期历史形式的政治文化含义，也就是由稳定的政治秩序来发展文明象征的一种理想型规模。而这种规模又是当时历史的现实形式，以致于古希腊人由于殖民活动与各种贸易活动的基本的历史因素及其结果，才能把他们政治组织下的文化制度，在经常变化的地中海生活潮流的历史冲突下保持其原始（精神上）内涵，并且与各地方各族人口的生活交往（在外交关系上）进行一定规模的文化斗争。就如罗马帝国的建立方式，虽然希腊人在文化斗争中丧失了现实独立的具体统治能力，但是他们由政治组织所决定着的文化制度形式却同时在形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罗马人的帝国活动，以致于城邦的内在形式决定西方文化中具有政治表现力的现实形式，这包括了资本主义运动之历史过程中的“现实”精神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现实的就是权力的”－－其所反映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涵盖了历史运动上的人性的永?原则，即：即是按着时代发展的不同社会条件，统治（者）的意志及其斗争性质决定了权力与现实之间关系上的同构性－－这就是我们人类作为现时性与社会性之存在身份在所创造出来的周围环境下的现实根基，从而导致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发展及其永?的历史变化原则。


权力实际上就是人性中的一种意志，因为它来自于人性的意志－－意志在人性中本质上就是对欲望或理性（即理想）的坚持，或者根本就是一种冲动的内在形式；在这当中，坚持或冲动只不过是人类的控制心理的不同层面表现及其活动形式－－所以权力就需要某种组织形式来表现其意志内容的组织性能力及其形态。然而，权力本身，权力的组织形式，表现权力的组织本身以及展现权力根源的人性意志本身－－这些历史性的同一形式的现实人性真相，都不是以实体制度形式而直接地实践出来，却是以人类所“要求”的观念形态作为合理化“程序”形式的中介作用而使权力本身的实践方式有其现实的组织的根基。这种根基就展现出的权力的最终意义或其形式而言，就是使权力在现实形式中成为一种方式，一种性格；也就是说，权力的形式就是权力的方式就是权力的性格。权力需要观念，但观念总是为权力表现的方式或其性格来服务的。例如：我们会死，这是“现实的”（从结局上来说）；但是同样的，我们不想“这么快”死，这也是“现实的”（从心态上来说）；


于是解决两种现实性的张力与矛盾就只能是“创造”自我的生命，以及在自我意识中延长死亡的期限－－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方式，它实际上是人类追求权力的总体意识的原始形态，而此总体意识的发生是透过历史实践（即社会实践）而不断演绎的－－为了这种延长的“冲动”，为了这种期限的“对抗能力”，也为了自我生命的“现实创造”，人们就只能组织人力资源（即社群）来利用环境“资源”（人类总是把环境当成是自己创造力的基本资源的来源），以对抗环境的威胁。这也就是人们创造城邦或国家或团体或阶级等历史形式的人性根源。在这当中，组织＝利用＝对抗＝能力，他们就是权力的方式的历史前提，亦即权力活动的基本方式，来自于人性中的本能力量及其心态方式。这种“来自”的历史意识下的人性体悟，就是哲学家们一路来所追求的主体的本质力量－－不论是以形而上学来表现，还是出于经验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等等的资本主义下的观念形态（它们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反映，包括对社会实践的现实观念性的崇拜），甚至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意志的社会运动方式－－为什么呢？当人在选择追求真理的同时丢弃了“本体的上帝”而非“上帝的本体”，那么真理的任何人间形式在人的理念或信念里就已经“沉沦到”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纯粹”运动及其概念形式（从人类历史的人性中的权力“意志”来说）；因为这是人类所设计出来的真理观就只能是一系列的堆砌的“设想”形式：如法则，权威，教条，试验，研究，建构，民主，自由，神秘主义，理性，理论，实践，实用主义，批判哲学，相对主义，语言游戏，工具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真理就是“人”的形式，或人的“形式”，或“人的”形式。这是出于人类总是想建构出合乎自己思维原则的社会活动，如文化相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网状式的主体本质主义及其基础主义（从信息革命现实角度来说）。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历史关系中，在各种社会生产方式所体现出来的统治“形式”力量来说，我们的快乐，呼吸，言语，社会交往，财富；或者民族，自由，城市，潮流，革命，权益，民主，国家，文化，消费，警察，哲学，宗教，选举人事关系，自然科学，媒体，技术，信息革命，国际秩序，国际冲突，国际行为，跨国事业，文化对话等等的历史性的成就形态实际上都是权力方式本身的不同形式表现。尤其是当代的全球化历史发展，权力的方式的具体含义有两点：①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代表社会财富的相互互动及其交流，因为国际体系仍然存在着由历史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权力的不平衡形式；②在全球体系的跨国界发展及其影响中，跨国性组织或其传播形态正与各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内部结构性力量产生利益关系上的较量。以上两种含义就是当代的权力方式，但并不是以权力的冲突来表现，而是以观念的冲突来遮掩性地展现其不同意义的历史（过程）形式；例如：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全球主义与国际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等等－－它们彼此之间论争与交织；而我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在这种论争与交织之间的过程与方式与结果意义之下的历史影响中被媒体－国家－技术－全球化（精神）运动所建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