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医疗传教士开设医院,医病施药,首先是为了接近中国民众,获取病人的好感。他们在治病的同时,也把福音传给患者。雒魏林在一份报告中介绍了医院的日常活动:“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William Lockhart, p. 256-257]。凡来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还说,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传教士向病人集体布道,并“应他们的要求,发放福音书册,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都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William Lockhart, p. 128, 166-167]
1844年12月,雒魏林在写给传道会的信中写道:“当我为人治病的消息一传开,病人们就成群结队而来。从2月中旬至今,共有lO,00O名病人前来求诊。……不少病人从苏州、南京、镇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前来求诊,甚至还有的来自崇明岛。这些病人与我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带着一定剂量的药品及相应的用药说明回家。医院刚营业就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真令人兴奋。”[William Lockhart, p. 236]
1854年,小刀会占领上海,与前来围剿的清兵展开激战,双方伤者甚多,雒魏林的医院接收两方面的伤员,并让他们在医院疗伤期间能够和平相处。有一天,一个背部受伤并昏迷的病人被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救治后才苏醒过来。但意想不到的是,他苏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医院工作人员不注意,偷走了他们的衣服,并拿到大街上去卖。雒魏林听说这件事后,虽然很生气,但他仍认为大部分病人对医院是有感激之情的,他说:“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在继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激,而是向他们证明基督的仁慈。……希望能使他们明白基督教并不仅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慈善的准则。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感恩之心和有罪的人,我们也会宽恕。”[William Lockhart, p. 275]
雒魏林抵京初期,只在公使馆里接受少量前来就诊的病人。当病人逐渐增多后,他在公使馆旁边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诊所和住所。到1862年年底已有22,000多人前来就诊,其中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雒魏林说,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有商人、店员、各种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聚集到我的诊所里,欣然地同意接受我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William Lockhart, p. 59]
六、雒魏林与近代中国社会
雒魏林在华从事医疗宣教工作的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他对中国的教育评价很高:“中国是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很看重学习知识。……在中国的城市,晚上可以看到许多工人、小业主,甚至门房都坐在门口看书。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书的内容,但在试图弄懂意思。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送他们去学校。”[William Lockhart, p. 5-6] 他还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看到中国人对于学业和科举考试的重视,也承认这种选拔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认为中国学者虽然读书很多,但知识面却很狭窄,应该在不改变中国教育传统的同时,从西方引进新的教育成果来改变一些错误的思想观念。
雒魏林也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抨击。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感觉最为触目惊心的就是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晚清时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把粪便和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非常严重。雒魏林如此描述了上海的卫生状况:“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河流,用船进行交通和运输。但它总是处于不清洁的状态,运河水位低时,许多的污秽物不断丢进水里,而人们很少进行清理。令人惊奇的是当地人很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有些欧洲人因此不得不离开了上海。”[William Lockhart, p. 244] 雒魏林等传教士也由此认识到许多传染病、天花、鼠疫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及卖淫等陋习,医疗传教士通过和病人的接触,深切感受到这许多社会恶习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仅视治病为己任,还把革除这些恶习看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都与他们所信的基督教教义相悖。19世纪以来,鸦片吸食者遍布中国,其流毒之深、之广,为中国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对中国官员和百姓普遍吸食鸦片的现象和议论,见载于许多传教士的通信、论著与报刊中。早期来华医疗传教士都致力于医治鸦片烟毒的工作,他们在禁止鸦片贸易、医治烟毒祸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医院内普遍设立鸦片治疗所,探索出多种治疗方法。雒魏林曾提到:“几千名吸食鸦片的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许多人无法戒烟,他们认为不能被治好,如果不吸鸦片他们会死。但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医院里成功地戒掉了烟瘾,他们也要求治疗,这也极大提高了医院的名气。在1849年,许多病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治好,对于戒烟也充满了希望。有些人并没有彻底戒除烟瘾,后来又复发了。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最终彻底摆脱了鸦片的奴役。”[William Lockhart, p. 384] 为帮助人们戒掉鸦片,雒魏林于1847年发表了《鸦片速改七戒文》一文,在指出吸食鸦片的危害,大力宣传戒烟的同时,也提出具体可行的戒烟方法。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更将鸦片视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大阻碍。他说:“无法相信一个烟鬼会有什么信仰,除非他丢掉这个恶习。传教士有必要确认他们没有这个恶习,才能允许他们加入教会。……一个吸食鸦片上瘾的人很快在其他方面也会变坏,做出许多可耻的事,逐渐走进深渊。”[William Lockhart, p. 397] 雒魏林还严厉地谴责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行,主张中国政府应当废除鸦片贸易,除了药用以外,限制在国内种植鸦片,同时亦禁止从外国输入鸦片。
女子缠足也是晚清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医疗传教士最早在医院里目睹和感受了缠足妇女的痛苦,如脚趾骨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皮肤溃烂、血脉不畅、小产、难产的高发等。为革除缠足陋俗,他们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雒魏林在其自传中用了近lO页的篇幅,论述与抨击缠足问题。他认为缠足是一种野蛮的陋俗,强烈主张废除。他还从生理和健康的角度来论述缠足对女人所造成的戕害。他在为病人诊疗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因缠足而产生的疾病。他举例说:一个老年妇女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骨折,经过他的治疗才算保住了两条腿。另一个女人在干活时不小心摔倒,摔断了胫骨。当医生要为她接骨时,她的家人竟然不同意,结果她很快就死去了。[William Lockhart, p. 367]
雒魏林还揭示了另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乞丐问题。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当时在社会上到处晃动着乞丐的身影,其中有许多“职业化”的乞丐。雒魏林初时走在大街上,出于怜悯之心,有时会给乞丐们一些钱物,但后来却发现自己受骗了。因为这些乞丐不是那些真正落难而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一些职业性的乞丐。他写道:“每当遇到发生的旱灾时,随处可见一群群的乞丐。官府向他们发放救济,传教士们也尽力向他们提供食物。但除了一些暂时遇到难关的人之外,许多乞丐都是职业的叫化子。……他们白天装作瞎子、瘸子和哑巴来沿街乞讨,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挥霍乞讨来的金钱。他们对路人纠缠不休,采用堵住店门、敲钟、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脓疮等手段,强迫别人满足他们的要求。”[William Lockhart, p. 251-253] 对此等丑恶现象,雒魏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
医疗传教士为西医的传入和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把西方医术带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开始走上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不仅创立了一批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他们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传授近代医学,培养出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这些人学成后,或为教会服务,或自己行医,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雒魏林及其同仁的医疗活动改变了中国人对传教士乃至西方人的看法,“病人不仅能听到,而且能感受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32] 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教会医院里病得医治之后,而成为基督徒的。
在雒魏林到东方来的二十年多年间,在爪哇、澳门、香港、舟山、上海和北京等地,共诊治了二十万人次。他长期从事的医疗宣教活动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正如仁济医院年报所期望的“医院只要能有序地继续下去,其社会影响面就能逐渐扩大。不但能证明它是减轻身体病痛的场所,而且通过向当地民众展示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能为他们创造机会聆听有关上帝的信念。我们通过这些展示兄弟般仁爱的活动来加深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并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在致力于他们的世俗与精神两方面的福祉。”[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rd,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 15] 作为一个具有高超医术的医生,雒魏林无疑是成功的。至于他以医疗为手段,以宣教为目的这方面来说,虽然从他直接领洗成为基督徒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因此说他是失败的,谁知道那些存感激之心承诺回家后阅读《圣经》的病人,后来的结局如何呢?人无法知道,唯有那鉴察世间一切的上帝知道。
资料来源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雒魏林著,《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伦敦,1861年。
伟烈亚力原著,倪文君译,《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韩清波,《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申报》1873年8月2 日,转引自张海林《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William Lockhart,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rd,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D. Mac Gillivray,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Alexander, Wyl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Chinese, Taipei, 1967.
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of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1921.
G. H. Choa,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