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代教會的「女牧師」們

(作者 Kelley Mathews)2021年，美南浸信會神學院院長莫勒 (Albert Mohler) 重申該宗派反對女性登台講道的立場。莫勒在5月10日的每日簡報中引用了《2000年浸信會信仰與信息》中的聲明，其中寫道：「雖然男女都蒙召在教會中服事，但根據聖經的資格，牧師/長老/監督的職分僅限男性擔任。」

莫勒發表這番評論，是在回應華理克牧師 (Rick Warren) 領導的馬鞍峰教會 (Saddleback Church) 按立三位女性牧師所引發的激烈討論。美南浸信會明確表示反對馬鞍峰教會的決定，並在2023年表決將馬鞍峰教會除名，理由是該教會不再與美南浸信會「友好合作」。

因著美南浸信會的規模及影響力，其神學立場和政策深深影響整個福音派世界對女性在教會內角色的討論。例如，1980年代中期「保守派復興」(conservative resurgence) 在美南浸信會內部取得勝利，推動兩個相互關聯的觀點：(1) 女性可以用許多方式服事上帝，但不可擔任對男性具有權柄的職位；(2) 教會傳統「一直以來」都是這種做法。

貝勒大學 (Baylor University) 歷史教授貝絲 (Beth Allison Barr) 想要推翻這樣的敘事。作為一位歷史學者，她自然地從歷史中尋找證據。在她最新著作《成為牧師娘》(Becoming the Pastor’s Wife: How Marriage Replaced Ordination as a Woman’s Path to Ministry) 裡，貝絲挑戰美南浸信會當前的教導 (也是美國福音派主流觀點之一) 即「女性不能擔任屬靈權柄」的角色。貝絲將這種論點放在教會歷史的背景中檢視，而歷史顯示，女性確實曾在教會中擔任具有權威性的公開職分。

貝絲因她於2020年出版的《聖經中的女性角色》(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 而廣為人知，她自己也是一名浸信會牧師的妻子。她同意，牧師娘可以對丈夫所牧養的教會發揮正面影響力，這個角色也可以成為女性發揮恩賜、參與服事的一條途徑。

然而，在《成為牧師娘》一書中，貝絲結合自身經驗與檔案資料，主張福音派中的牧師娘雖然肩負各樣領導任務，卻始終缺乏真正的權柄。她們的影響力完全依附於丈夫的權柄之上。

作為一位中世紀歷史學家，貝絲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經歷的現實與過去的教會歷史不相符。今日許多牧師娘為了配合互補主義神學 (complementarian theology) 所帶來的限制而苦苦掙扎，但這樣的掙扎其實既非必要，也缺乏歷史根據。在教會頭一千年的歷史中，女性根據自身所蒙的呼召，時常擔任各種領導、屬靈權柄職位。

然而，這樣的機會後來卻逐漸消失。當宗教改革家廢除修女制度，並設立牧師職分、允許神職人員結婚後，「牧師娘」這個非正式卻具有影響力的角色便逐漸發展起來。貝絲指出，這種對女性非正式服事角色的強調，成為「掩蓋」教會禁止女性與男性一同擔任正式領袖職分這ㄧ事實的方式。

除了擁有紮實的歷史專業知識，貝絲也對聖經十分熟稔。她在新書的開頭便提出疑問：那些明顯存在的「牧師娘」——使徒之妻 (哥林多前書9:5) 為何從未出現在聖經記載中？她寫道：「在互補主義的論述中，所謂『合乎聖經教導的女性形象』被極大化強調 (經文中女性做過或沒做過的事，成為用來規範今日教會中女性該做或不該做的事的依據)，但我卻覺得奇怪，為何一個聖經中幾乎沒有出現過的 (牧師娘)「榜樣」，如今能成為女性『應如何在教會服事』的依據？」

諷刺的是，新約其實提供了大量證據，記載女性是如何回應上帝的呼召並投入事工。貝絲列舉一些例子：擔任聖經教師職位的百基拉、被稱為使徒的猶尼亞、女執事非比，以及使徒腓力被認可為女先知的四個女兒 (使徒行傳21:9)。貝絲指出，在這些角色中，聖經作者都正面肯定女性作為教會屬靈領袖的身份。

貝絲豐富的歷史知識在書中展現無遺。她帶領讀者認識初代教會及中世紀教會內的眾多女性領袖，包括被任命與按立、在公共事工中服事教會的女修院院長、女執事、女佈道家及宣教士。她透過藝術、墓誌銘與歷史文獻，呈現女性長老、殉道者及其他女性神職人員的形象。

「修道運動」也孕育出許多有影響力的女院長與修女，如賓根的希爾德加 (Hildegard of Bingen) 曾獲教宗批准，在歐洲展開巡迴佈道之旅。而貝絲似乎最喜愛的一位人物，是來自麥西亞的英國女院長米爾伯嘉 (Milburga of Mercia)，她曾領導一座「雙重修道院」，和裡面的修士及修女共同生活。

貝絲指出，若僅以突出的女性領袖作為教會曾按立並授權女性領導教會的證據，可能會讓讀者認為這些女性只是特例。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她寫道：「用『非凡』一詞形容女性，往往是一種強化父權體制的微妙方式」。如果舊約的士師如底波拉、新約的教師如百基拉，或中世紀的領袖如希爾德加，都只是因「特殊情況」才能帶領上帝的子民，那麼男性主導權就仍是常態。

但貝絲認為這些女性並非異數；相反地，教會頭一千年中的女性領袖，都是一些平凡的女性，蒙神呼召，透過帶領教會來服事祂的子民。正因如此，她們才成為對今日而言極具啟發性的榜樣。若上帝過去會呼召平凡的女性來領導教會，今日為何不再這樣做呢？

當然，「按立」仍是某些教會限制女性參與教會領導層的核心議題之一。但貝絲提供了一個有幫助的歷史脈絡：「在西方教會歷史的前一千年中，按立是為了賦予某些具體職責 (如牧養) 及具體職分 (如主教、祭司、執事、女修道院院長等) 之間的連結。雖然按立有時包括能主持聖禮，但並非一定如此。」

不過到了約西元1100年，教會領袖重新定義按立的意義，使之與「神聖的權柄」有更直接的連結，包括主持聖禮的權力。在接下來的200年內，成為祭司的途徑就只對男性開放。

宗教改革後，牧師們雖然放棄了天主教的聖禮實踐，但保留了男性掌權的階層制度。按立仍被視為對男性蒙召的認證，因為人們主張只有男性才能擁有屬靈權柄。於是，女性在新教中幾乎只剩下透過「婚姻」這條路，才能在教會內產生屬靈影響力。

隨著新教牧師開始結婚，「牧師娘」這個角色誕生了。早期的牧師夫婦展現出多樣的服事模式。有些前修女與前修士結婚，二人運用自身的神學裝備ㄧ同服事 (如馬丁路德與凱瑟琳娜)。有些妻子則在獨立於丈夫的牧會職分外，繼續自己的事工。直到數百年後，「傳統的牧師娘榜樣」才成為主流。而「按立」這個制度，因已被重新定義，持續將女性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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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南浸信會傳統之外的讀者，可能會以為貝絲對美南浸信會領袖的言論、神學的關注僅是家務之爭。但事實上，美南浸信會的教會論及神學觀在整個福音派中具有深遠的影響力。當美南浸信會領袖聲稱，女性在基督教歷史上「從未」在教會內講道、教導或帶領門徒時，其他福音派群體往往也會接受這樣的觀點，認為女性擔任屬靈權柄職分「不合乎聖經教導」。

然而，貝絲的研究不僅限於初代教會及中世紀教會的先例。她甚至在美南浸信會自己的檔案中，也發現了與這類主張相矛盾的證據。歷史記錄顯示，美南浸信會的做法並非「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貝絲向讀者介紹了曾被按立的女性、在海外牧養教會的女宣教士，以及受聘於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聖經的女性學者。她講述了一些女性在尋求按立時，被勸告去「找一位牧師嫁了吧」。我們也得知，1983年美南浸信會曾在宗派年會上肯定女性「在主裡並在教會中，忠於上帝呼召她們所擔任之特別職分的勞苦」。然而，僅僅一年後，貝絲指出，美南浸信會卻在年會上宣稱：上帝禁止女性擔任牧職，是為了「維護上帝所要求的順服，因為男性是首先被造的，女性則首先在伊甸園墮落」。我們也在書中認識到一些有影響力的牧師娘，她們嫁給了在教會中掌權的男性，卻反過來壓制其他女性追求領導職的可能性。

同時，我們也看見那些在男性主導、男性受保護的教會文化中，付上高昂代價的牧師娘們。#MeToo運動揭露了美南浸信會傾向偏袒受性侵指控的牧者。在書的後半部分，貝絲詳細描寫了一段令人痛心的黑暗歷史：美南浸信會內部連環性侵事件未被制止，受害者未能得到公義對待的悲劇。

儘管如此，貝絲並未一味譴責整個美南浸信會。相反地，她努力尋找那些女性受到尊重及尊榮的正面案例。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她特別指出黑人教會在鼓勵牧師娘活出自己呼召方面，堪為典範。但貝絲也不畏懼講述艱難的故事，因為她相信：唯有真理能使人得自由。

最終，貝絲講述的是一段段引人入勝、發人深省的共同信仰歷史——因此，《成為牧師娘》儘管書名如此，卻絕不僅僅是為女性而寫，或只是寫給牧師和牧師娘看的一本書。任何一位福音派讀者，都能從書中對教會歷史及當前處境的視角中，獲得深刻反思和啟發。

立意良善的福音派信徒，也許對於女性在基督教事工中的角色可能會持不同結論。但「在知識上誠實」的態度要求我們面對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教會歷史提供一幅遠超過任何單一宗派視角的全景圖。歷史能照亮我們當前的思想和實踐，邀請基督徒誠實地省察自己的偏見。

與常見的教會史敘事相反，在過去兩千年中，「牧師」並不總是一種特定職位，而「牧養」也從來不只是男性的特權。若還有人對此有所懷疑，《成為牧師娘》一書已向我們提供充分的歷史證據。

Kelley Mathews擁有達拉斯神學院的神學碩士學位，是一位作家、編輯與新約博士生，也是《40個關於女性在事奉中常見的問題》(40 Questions About Women in Ministry) 的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