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新聞提供者: Christian Times 時代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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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道文字事工、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信徒培訓部合辦「迷失保羅:當代教會失落了的福音信息」座談會已於七月十三日晚上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邀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副教授曾思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盧龍光、馬來西亞南方學院英文系副教授余德林分享「保羅新觀」的詮釋觀點,指出在釋經時需回到保羅的歷史處境中嘗試理解其關注,思考如何以聖經作為面對公共領域的資源,並回應現今社會的處境。近六百七十人出席。
重尋多元閱讀的彈性
盧龍光指,「保羅新觀」其實是「舊觀」,「不以馬丁路德詮釋的保羅為真正的保羅」,而是回到保羅的歷史處境中嘗試理解他的關注,他的關注不止於個人因信稱義的問題,尚包括在該對立處境中外邦人如何成為上帝的子民、福音對外邦人有何意義等,涉及個人身份、群體、社會和文化等。余德林認為,「藉信稱義」其實充滿政治性,馬丁路德面對教廷講求支配(domination)的處境,個人稱義就意味擺脫當時教廷的支配勢力,「如果詮釋時不理解處境,詮釋就會變得個人化。」
盧龍光認為部份外邦人歸向猶太文化後,「可能比猶太人更猶太人並更重視猶太傳統,因而希望其他外邦人以相同方法信主,壟斷了原本多樣化的基督教信仰,使之逐漸一元化和一言堂。」余德林亦指出,保羅離開猶太人的地方往外宣教吃得開,使他成為相當多元、不怕生的人。因此他認為閱讀聖經時不多元是相當危險的事,因為聖經中的猶太人和外邦人有很多類型,他盼望教會和信徒能找回保羅多元閱讀的彈性,拒絕二元閱讀思維。
聖經成面對公共領域的神學資源
余德林又認為,「自我陌生化」是閱讀保羅著作的胸襟,正如出國旅遊一樣,必須避免以自我為主體解讀他者。此外,初期教會有不少種族族群,保羅書信中有其政治性,但現時的詮釋容易將其政治及公共性質消除,教會應反思這是否好的閱讀。曾思瀚補充指,在公元一世紀已有君王認為自己是神,因此保羅談福音時不是「吹水」,而是回應當時的社會環境、政府、族群關係等,對種族問題不敏感更難言宣教,因此保羅希望提出在當時處境獨特的福音。
曾思瀚其後指出,進入處境理解後不應忘記作者期望帶出的影響以及讀者於其處境的回應。他提出現時有哲學家嘗試以保羅提煉哲學,余德林回應指聖經屬於人類文明而不止信徒群體,因此需要面對哲學家對聖經的詮釋,並要有公共領域的聆聽與話語權,同時教會亦可思考聖經有否提供神學資源面對現今的公共領域。
福音核心意義由信徒自行尋找
在問答環節,有提問指教會應否反思要為非信徒發出公義的聲音。盧龍光認為教會理解上帝的範圍太小,以致教會自我陶醉更自我限制,談論公共空間的議題首先要突破信徒自己的心態,「現時信徒認為自己與非信徒不同,於是認為『我們』須要為『他們』發聲,忘記了大家同是市民亦同坐一條船;公義是大家一同關心的課題,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有何貢獻?」
另有參與者認為現時基督徒立法會議員在議會上言行惹爭議,問及是否可以支持。余德林認為神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同樣思考何為美好生活和至善,任何負責任的基督徒和神學家都要問甚麼是美好的生活,「以致我們進一步可以問怎樣的政體會帶給老百姓自我保存(preservation)和改變的善。」盧龍光指出這些提問背後可能對基督徒的形象有所假設,於是社會或議會上出現不同類型的基督徒,彼此似乎批評攻擊。他認為:「很難用某一類型的模式判斷個別人士是否基督徒,因為基督徒不是人能判斷的,因此只能思考因為他是基督徒而有此行為,還是因為他是黃毓民所以有此行為。我們也可以思考,他的行動能否表達真誠、對社會現狀的分析、當中有何信息要帶出呢?可能他的表現方式與我們一般理解的不同,但我們就要反問,是否我們理解的方式才是好的呢?」盧龍光強調,信徒思考的應是議員作為代議士在面對這樣的政府、制度、政治處境有否向選民負責。他認為現時香港正初階地發展民主政治,信徒不一定有個人立場,「但我們有否嘗試尋找?不認同對方行為時有否嘗試溝通?」
他又提醒信徒不要認為保羅書信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保羅亦沒有此打算。例如近日同性戀議題,盧龍光認為保羅書信如羅馬書第一章並無處理此問題,而只是指出當時的一些看法,並未交代個人立場,可是現在的人以此期望得到簡單的答案。「我認為保羅關心福音的核心是耶穌的十字架與復活,以至生命的取向和價值,他就以此詮釋外邦人和猶太人最關心的文化、政治、社會、民族問題,當中他有表達個人和其他人的經歷,這些都只是參考而已。如果今天問福音的核心為何,就是在創造主面前個人的生命在歷史時空中為基督而活,給予答案的不是保羅,也不是任何人,而由每個信徒自行尋找。」信徒亦應反思在尋找答案的過程有否因為自己不懂回應就從聖經直接取用,「還是在耶穌釘十架死而復活此大能的生命中委身尋找答案,並為此分享、聆聽、對話、鼓勵、批評,而不是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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